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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儒家思想“福禄寿喜”四大吉庆意识中，苗族没有“禄”的意识，不希望做官，但求幸福长寿，皆大欢喜。而且群体性多于个体性，民族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一人建房大家都尽义务帮助，一人受辱群体激怒，视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把本民族的兴旺发达视为至高无上的理想。这些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形成民族性格的内在条件。

苗族人民热情、开朗、质朴的性格，从服饰中也有所体现。贵定、龙里、惠水和靠近贵阳花溪一带的苗族妇女服饰，衣为浅蓝色或果绿色无领直襟短袖衫，双袖皆为白色，袖短至肘。外加黑色挑花背牌，延伸至胸前，上钉两排银泡花。腰系蓝色或黑色挑花布带，前后各系一块猪血浆染的青色厚土布，宽20厘米。前为装饰，后为垫坐。盛装穿蜡染长裙，平时只穿仅蔽膝的宽松黑色短裤，腿裹白色绑腿。额不露发，在光亮的额上再包黑色大头帕，高耸一尺多，呈船只状。除黑色背牌和围裙局部有挑花外，整个服饰以大块面的蓝、绿、黑、白为主要色调，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明快、精干。

这些服饰全出自苗族妇女之手，从纺纱织布到精心挑花刺绣，采集野生植物制作蓝靛，画蜡、染布等等，均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因此，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成了以富为美的审美心理意识。三都、都匀的套色蜡染大花衣上的“窝妥”旋窝纹，之所以只能用于领和袖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为了怀念祖先，具贿神圣的意义。纹样的来历，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在杀牛祭祖时，从牛头上的漩涡纹得到启示而绘制的。无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间环境的变异、民族文化的横向交流等因素而产生服饰的变异，类似这种重要的民族标志却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着。

而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又是根据其自身的理解和习惯去融合和改造，有的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如苗族的龙纹样就不像汉族的龙那样有鹿角狮鼻鹰爪，不那么威严；而多数是无角无爪的蛇形象(或鱼形象)，即使添上角，也是蛇身牛角，显得温驯和稚气。在三都都江发现的苗族男盛装刺绣大花衣上，一种古老传统的图案中，蛇形象占主要地位，在双肩、前胸、后背的主要位置上有8条蛇。现在流行的大花衣图案，而两只大鸟占满前胸两块直襟，粗犷稚拙。这可以认为是图腾崇拜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民族图案形象，进而演变成新的原始意象一龙凤形象，是在汉文化影响下逐步吸收融合而实现的。吸收之后，仍保持着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

在苗族民歌中，苗族青年是这样描述他们对美的追求的：“仰阿莎要出嫁了，仰阿莎要打扮了。是哪个打手圈？是哪个打项圈？是哪个雕金花？是哪个雕银花？是凌公公打手圈，是凌婆婆打项圈。吊在悬岩上，挂在藤条上，支支白亮亮。是霜公公雕金花，是霜婆婆雕银花，摆在广场上，搁在草坪上，朵朵亮晃晃。仰阿莎才去打扮。仰阿莎真是漂亮。”像霜花凌花一样美丽的银饰，的确是苗族盛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形状的项圈、银冠、银围腰、银背牌、银手镯、银耳环等，多到30余种，价值千元以上。

在苗族服饰上是没有阶级性的，即使是贫穷的人家也往往要省吃俭用，给女儿准备好价值昂贵的银饰嫁妆，以多为荣，以富为美。正如民歌中描述的那样：“颈上似火闪放出白光，六十根项圈在争妍。手背上是八十对手镯，像两条银龙在盘黄。两只耳环有一斤重，像两面蒲扇在打扇。姑娘的装扮真稀罕，姑娘美得像支花。”

三都等地苗族盛装，除用蓝靛加猪血浆染之外，还用枫叶重染多次，使之变成紫金色，闪闪泛金光，穿在身上五彩斑斓，富丽堂皇。每逢民族节日集会，苗家姑娘往往在母亲的陪同下，倾全部盛装和银器于一身，穿戴时还特地将7、8件或十来件衣服裙子故意逐件显现出来，以表示富有。

这样往大庭广众之下一站，便立即吸引了全场男女老幼，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由衷的赞美。有的因经济条件不可能制若干套盛装，便在衣领衣袖等处重叠若千个领和袖，并逐层显现出来，以表示穿的新衣多，多则富有。海吧是古钱币。以海吧作为装饰品，不仅仅是因为海吧本身的造型美，色泽美，更重要的是体现富有。尽管上千年已不将海吧作钱币，而住在离海边遥远的贵州苗族，确实很难得到大海边上的海吧，故而是很珍贵的。现在有的地方没有足够的海吧作饰品，便用现代硬币代替，是出于同一审美心理。

许多地区的苗族盛装，在挑花刺绣中加羊皮金，加亮片，加玻璃珠等，使其闪闪发光，增光添彩，都是为了体现富有，体现辉煌。穷则思富。在贫穷落后的旧社会，地处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添置一件新衣是很不容易的。添置一件漂亮的新衣更不容易，至少要花费一两年的心血。因此漂亮的盛装平时是不穿的，只有到了盛大节日集会，才由母亲带到会场上亲手给女儿打扮，并且小心地打伞保护，回到家里甚至集会完毕便立即脱下，精心保管。

参考资料《中国苗族服饰文化